b体育摘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电子商务迎来了发展的契机。但由于我国农村电子商务起步晚、发展迅速，在发展过程中尚存在许多不足。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在法律层面正面临的风险隐患主要表现为，农村电商交易产品价格监管和质量风险、经营主体资格法律地位问题、电子合同问题、交易平台风险以及侵犯知识产权和隐私权问题等。这些法律隐患是由于农村电商交易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监管、政府服务不到位和经营者法律、道德意识淡薄等原因造成的。法律风险乡村振兴以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为关键支撑，要求引入现代化新要素提升农业经济效益，更好地发挥政府在资源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进而促使二者合力的形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的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次活动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的具体落实，更是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重要体现。此次送法下乡活动，立足于农车镇当地电商运营实际情况，研究进一步促进当地电商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

　　近年来电商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不少地区通过“特色产业+电商”的模式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电商扶贫”的理念同样也在不少领域十分火热。电商扶贫主要包括产业、模式以及扶贫主体三个关键部分，其中有特色的产业是发展的基础，发展的模式是重要动力，推动发展的主体是核心。在许多偏远地区，一旦形成较为成熟的电商销售链，对当地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人才的回流、企业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妥善处理交易过程中存在的售后纠纷，是电商经济发展能够延续的重要因素。专业的法律咨询作为决途径之一，在经营户、电商企业和电商平台三方之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本身的权威性和普及性为各方主体之间提升了较高的信任度，营造一个有保障的经营购物环境，也将虚拟的网络落实在买卖双方之间。

　　现将本次实践调研活动详细情况，按照农车镇简介、当地经济情况介绍、当地电商运营现状以及相关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分述。

　　龙山县总面积3131平方公里，辖21个乡镇（街道）、397个村（社区），总人口61万人。龙山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处于湘、鄂、渝三省（市）交界之地，属全省最偏远的县（市）之一。龙山县是武陵山区腹地典型的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深度贫困地区。自1994年开始，长沙市连续26年对口帮扶龙山县，使龙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农车镇则位于县城东南69公里，东接永顺界，西交红岩溪镇，南连他砂乡，北邻塔泥乡。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经济相对龙山县整体水平较为落后。总面积85平方公里，稻田472公顷，旱土185公顷。有新生、新寨、花桥、东坪、马蹄、富坪、艾溪、农车、正河、兰家、茶园、高山、纸厂、舍龙14个村，2631户，11117人。主产稻谷、玉米、红薯。经济作物烤烟。有中学1所，小学8所，卫生院1所。

　　产业分析的产生是经济分析纵深发展的必然，是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认识经济规律需要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政策上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

　　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有关政策的落实，农车镇自2016年起建立了油茶特色产业基地。另一方面，受自然禀赋制约，龙山县农车镇种植的经济玉米较多，百合辅助，但尚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模式，农户生产能力较为落后，且无特色产业基地和农村合作社等集体性质的“领头羊”。同时，除油茶支柱产业外，当地其他农产品与同期竞品相比无法取得优势。产品种类、结构单一是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之下，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的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与人才、技术密切相关。

　　龙山县农车镇乡村人才培养规划与当地发展需要严重脱节。农车镇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经济发展缓慢，当地农业产业日式渐微，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老弱妇孺留守农村。近年来，当地政府对乡村人才的培养与培训集中在种养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而现阶段，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三产加速融合，生产经营模式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培训内容的更新跟不上发展需求的变化，乡村人才的培养滞后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农车镇公共服务基础仍然薄弱，信息服务供给不足。农车镇大部分农户反映没有专门的信息获取渠道，虽然信息化建设较为普及，小部分以电子商务服务站为主，但其信息服务站点仍然运营困难。农车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完善，由于山区内部生产要素集聚和信息传播水平受限，区域内部关于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生产技术供给和农产品粗加工服务供给等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物流服务较差，山区物流企业真正下沉到村级终端成本过高，还远远不能“快递到家”。

　　龙山县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农车镇信息化建设，提倡踏上“互联网＋”快车道，通过积极支持湖南移动湘西公司参与“互联网+”行动计划，助力龙山的“互联网+”先行先试示范县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较大资金投入于民生网络工程的建设，信息化建设出现有效成绩。据观察、走访等渠道了解到农车镇居民多使用手机、电脑等工具进入互联网，其中网络购物已成为部分居民生活消费的一笔支出，有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购物的经历，了解电商平台信息，对于电商运营存在一定认知。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车镇居民文化程度不一，信息接受程度差异大，电商运营知识接受度存在参差，对待电商发展的看法不同。

　　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多方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自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了许多旨在推进农村电商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央国务院加大“互联网+”的扶贫力度，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助力实施电商脱贫工程等措施。具体落实在每个乡镇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如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工作要点》的通知中，提到“加快电子商务进农村”这一项目的推广。农车镇同样设有“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龙山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是政策下到达乡镇一级的重要体现，但据当地相关机关干部称，此处的门面暂时处于放空的状态，即并没有有关的人员负责落实。此种现象表明国家层面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但对于以龙山县龙车农车镇为例的发展落后乡镇而言，没有基础设施以及智力技术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支持，有关推进乡村电商经济发展的政策的确很难落实到位。

　　物流输送路径的完善是电商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农村道路硬化工程建设，国家的补贴力度逐渐加大，农车镇周边的高速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对发展电商运营创造了便利条件。但就农车镇物流配送发展现状而言，因农车镇青壮劳动力处于长期外出务工的状态，镇内现居老年小孩多，对于使用网络购物等手机功能不熟练，镇内包裹快递量少，农车镇的快递方面的物流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现存物流快递点仅三处，分别为邮政快递、中通快递、顺丰快递。且仅有邮政快递支持上门取件，其余快递点均需电商经营者自行前往邮寄，加大了农户的运输成本。其二，除邮政快递外，其余快递点收费较高，且因电商数量较小，货物运输大多不会采取快递的形式，与快递公司缺乏合作。于农车镇居民而言，没有一定的物流配送体系与产品相配合，物流成本较大是农户无法踊跃开展电商经营的主要顾虑之一，有带来大量损失的风险。

　　湖南省政府为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培育经济新动力，综合运用政策、资金等手段，加大对电子商务发展重点领域的支持。湘西龙山县农车镇与县城经济中心的距离较远，一方面，政府的宣传力度较小，知名度较低，农产品的特色难以呈现，鲜有电商平台主动合作、有效支持，一些散户只能自发地通过微信、抖音等平台进行低质量的宣传，导致产品销售渠道狭窄。另一方面，就农车镇电商发展状况来看，运营缺乏动能，难成规模，难以形成重点项目，政府金融支持力度小。同时，龙山县农车镇金融网点数量少，金融产品单一，银行贷款是整个村镇市场主要的融资渠道，政策性担保公司数量严重不足，无法支撑电商发展运营。另外，政府、金融服务平台缺乏政策宣传和普及，农车镇居民对待金融服务存疑，难以接受或主动寻求金融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龙山县农车镇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段偏僻。经农车镇刘镇长介绍，一方面，当地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多为老弱妇孺留守，农车镇处于人才短缺的状态，且无牵头组织带头发展电商经济；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当地教育资源缺乏，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多数居民识字认字程度弱，镇政府难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电商运营技术难以普及。

　　当地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当地除了设立必需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之外，开展电商经济相关知识的普及活动较少，前往参与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通过问询走访，也不难发现当地的村民对于网上销售农产品的方式了解程度较为浅显，缺乏结合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利用网络推销自己的农副产品的意识。

　　镇上个体户经营情况显示，大多数村民都是传统的经营模式。仅少数少村民能自己摸索出电商运营的方式方法，将自己的农副产品直接或者经过加工，并通过微信、抖音等平台进行推广，但收效甚微，且宣传力度不足，整体属于无序停滞的状态。

　　龙山县农车镇的支柱产业特点不够鲜明。龙山县的支柱产业—油茶，2018年建成示范基地以来，虽已形成不小的品牌效应。但经当地政府干部介绍以及实地调研之后，发现当地其他经济作物产业收益甚微，如百合花、红薯粉，其生产规模较小，大多为散户自家生产。且其制作成本较高，价格偏高，没有价格的竞争优势，未突出当地产品自身“纯手工、无添加”等特色，没有与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加工农作物拉开质量优势。

　　龙山县农车镇政府重视农产品生产安全，经常组织专人巡查各农业企业和农资店，农车镇农产品质量实际上处于相对优势的状态，但多数产品不具规模化，导致产品无法产生品牌质量效益。个体农户在销售产品时，质量仅依靠诚实、信赖等朴素原则的保障，大多无产品质量资格认定书，难以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难以进入电商运营渠道。且线上消费者仅能通过图片或者视频了解产品质量，无法通过更有效权威信息了解到产品的质量好坏，对待农产品质量问题存疑，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销量。

　　同时，据可靠数据显示，产品的包装在一定程度上对产品的销量有很大影响，而农车镇现有产业不具规模，在产品包装上投入成本低，产品多呈裸品，对产品销路的拓宽十分不利。

　　电商下乡助农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帮助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团队成员们了解到，农车镇按照上级的要求，下发并基本落实《湖南省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与政策，但缺乏根据本地情况进行机制创新以及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虽然在电商助农方面，政府很难做到包干，但在政策制定层面，应当紧抓电商赋能，以“成规模、可持续、见实效”为基准。

　　近年来，政府制定出台了较多的政策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但在税收、用电用水、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尚未完全落实到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在贯彻实施中只注重行业条线的宣传执行，各相关条线要没有拿出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二是农车镇多为传统的产业经营模式，多以生产特色农产品为主，基本没有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并且缺乏高学历专业人才，没有及时转型升级；三是当地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还没有形成镇村两级比较完善的技术服务体系，加之经费不足、人才匮乏等原因,当地根本无法提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支撑的需要；四是服务组织不健全。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社,专业化服务组织等农业产业化组织目前规模小,数量少,规章制度不健全,服务能力不强；五是市场服务不健全。农产品交易市场设备简陋,市场管理不规范；六是农产品信息网络不健全,信息更新不及时。因此信息产品加工企业要顺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调整产品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展电子商务营销业务，需要引进经营管理和科技专业技术人才。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往往受观念、能力和资本等多方面限制。因此，需要政府职能机构发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社会力量和工商资本带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提高乡村振兴的参与主体能力和推进效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流动，所以政府的主导参与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至关重要。

　　在团队组织的电商法律风险规避座谈会以及整体调研过程中，通过乡镇干部对于电商发展的较为消极的态度，可以明显感受到，农车镇政府在发展农村电商产业过程中，更多是因为贯彻上级文件指示精神，并非经济发展倒逼的结果；因而可以推测，镇政府推进电商产业的原动力，过多是迫于上级文件指示和考核压力，而对于县域农业农村产业基础有哪些、如何从源头构建产业链、如何打造产业特色和品牌优势、如何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等问题，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预判和整体谋篇布局，也就难以突出特色，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摆脱“你有我有”的窠臼和打造“你有我优”的产业优势，致使地域特色农产品市场活力不足。

　　龙山县物产丰盈，下辖乡镇中有不少已经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自己的龙头产品，如大安中蜂蜜、石牌百合、里耶脐橙、洛塔锥栗、洗车河霉豆腐等乡镇品牌，其中有些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影响力，成为了当地电商发展的宝贵资源，但在整个县域内，农车镇并未树立起自身的特色农业品牌。

　　在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及实地调研后，团队成员了解到当地有较为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油茶与中草药材种植。龙山县人民政府官网2020年发表的新闻稿称其产出的黄金茶、白茶等产品滋味香醇，品质优良，全镇拥有近千亩茶叶种植基地，正逐步向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发展。然而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当地茶叶产业的产业链并不长。其主要承担茶叶种植和产品初加工等产业上游工作，附加值较低，合作社与农户获利少。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客观因素，仍然有部分农民坚守个体种植的方式，产业集约规模仍待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大部分已经以合作社形式产业化生产的茶农同样在运营模式上存在问题。相较于国内著名的电商发展模式：“沙集模式”的“农户+网络+公司”模式，当地茶叶产业以“农户＋合作社＋公司”的模式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实际上谬以千里。农车茶叶产业发展甚至说当地农产品产业发展都是传统的单一资源驱动的思路，简单地说就是“有什么，卖什么”。而电商助农的精髓就在于掌握信息差，实现市场驱动，即“要什么，卖什么”。如何改变长期以来的单一资源驱动为双轮驱动，这是当地政府产业开发中应该认真思考的。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好的产品也需要好的宣传推广来树立品牌，促进营销，和石牌镇每年定期举办的百合文化节，洗车河镇重点推广的刘大姐霉豆腐相比，农车镇既未树立典型经营者也忽视了产业文化建设，甚至运用网络新媒体对于特色产品进行的宣传报道都屈指可数，自然而然就会存在产品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当地特色产品的宣传推广亟待加强。树立品牌意识，运用微媒助力书品牌，坚持把“新媒体营销”作为宣传推荐贫困乡村特色资源，搭建政府媒体平台、生产经营主体共同组成的为媒体矩阵。只有坚持强推广，树品牌，才能改变现今农车镇特色农产品产业“养在闺中人未识”的窘境。

　　农村要实现跨越式、创新性发展，需要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这是目前乡村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因此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质上要实现乡村人才资源的聚集,提高乡村教育的发展质量，培养专业型、创新型的专门人才。而在龙山县农车镇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是人才资源匮乏。农车镇处于处于较为偏远的地区,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条件较为艰苦，落后的环境满足不了外来人才的发展需求。同时，当地的教育水平较低，人才培养的数量满足不了当地的发展要求，高质量的人才不肯屈身于乡村，希望投身于大城市寻找更为优越的条件；二是人才外流严重。国家重视高校人才扎根于乡村发展，培养和磨炼一批国家发展的后备人才队伍，鼓励高校毕业生以“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特岗教师”等形式参加乡村发展，并且提供了优厚的待遇条件,在各地方政府的配合下，众多毕业生也积极响应，每年有大量的人才进入乡村。但是当服务期满，由于生活需求、个人家庭事业、职位晋升、收入水平等方面因素,大部分基层大学生选择离开乡村，这就造成为人才的流失。根据团队走访调研发现，农车镇具有编制的岗位仍有40%的空缺，人才外流严重；三是农车镇乡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存在问题，学历水平总体不高。2018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扶持培养一批农业职业经理人、经纪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人等。”专业骨干主要就是专业技能人才，乡村中的专业技能人才是非常匮乏的，很多乡村产业止步不前的原因便是缺少技术上的支持。专业骨干可以帮助乡民们解决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使得村民们少走很多弯路。

　　同时，基层干部就像是战斗堡垒一样，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凝聚人心的强大作用，他们会为乡民们疏通外界关系，寻求多方面的支持。而我们在农车镇经过调研可得知，基层干部年龄结构存在问题，大多都为年龄较大，学历水平总体不高。有些干部由于几十年只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加之年龄偏大，缺乏开拓进取和干事创业的激情，工作被动应付得多，主动作为少，造成整个队伍活力不足。而且当地基层干部的能力有待提高。绝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干部在参加工作时仅为专科及以下学历，且后续深造的极少，队伍整体学历的“含金量”较低，无法应对社会飞速发展。总之，人才是农车镇发展不可缺失的一大利器，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人才政策的把控力度。

　　电商发展要立足于特色产业，而产品质量则是产业兴旺的核心。农产品质量问题一直以来是个“老大难”问题，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而且也损害了农民自身的利益。从上文提到的相关现象，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经济机制问题，不能简单的依赖道德约束或规则于道德缺失。在现有的农产品生产流通模式下，市场的利益分配和产品定价机制往往最大限度地压低产地收购价，农民及时生产出好东西，也难以得到应有的价格来有效维持再生产。为了提高收入，部分农民选择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从而产品质量下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反过来，消费者得不到高品质的产品，当然也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于是形成低质低价，生产者和消费者两方都成为了受害者。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源头入手——促使农民生产出有品质的农产品，但是在一家一户的生产组织方式下，对产品生产实现有效监管十分困难，因此，转换现有生产方式，以合作社为支点的生产方式改革与利益补偿机制、主题准入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作为最好的经济改革实践可以证明中国政府作为一只有形之手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社会范围内的实践也证明，要实现乡村振兴，依靠乡村地区的各种经济成分自由发展，并不切实际，所以政府应在电商赋能与营商环境的优化过程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由政府与市场产生一种积极的良互。政府起到主导地位的上层建筑，必须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为电商赋能营商环境优化起到正向作用。一方面规范农村经济主体的发展，推进全民守法，让乡村经济有秩序、合法律、高效能发展，自下而上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在法治、诚信、服务型政府发展的轨道上，自上而下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政策先行的典型国家，中国会提前制定长远的计划或者规划，而在相应的法律无法及时更新的情况下，政府会出台相应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先行调整，地方权力机关会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者立法解释，司法机关也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不同机关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发挥自主创造力。而国家机关做出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也成为中国产业的风向标。

　　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电商经济与当地的营商环境，中西部地区的电商发展一般以镇、县作为基本单位参与电商经济，而乡镇作为中国最终的基层证政权组织，便有了制定和颁布规范性文件的力量。针对前文所提到困境，可以在县、乡镇基层政权的权力范围内有效化解。

　　例如浙江省县一级的《缙云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二十条意见》、缙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丽缙五金科技产业园“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等。乡镇一级的东阳市横店镇《横店镇产业植入工作实施方案》等通过对上级人民政府的政策进行细化，如浙江省的八八战略、两山理论等。在权限范围内创建辖区规范，黑名单等，以激励为主，建立黑名单惩戒为辅，依法办事，充分变通，以政策为导向，发挥地方政府能动性。

　　本次调研的地区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电商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此时可以利用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权，在坚持国家规定的税收减免项目的基础上，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做出对减轻电商负担更加具体、更多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

　　在行政执法与司法的层面上，对违反《广告法》或者《刑法》的有关规定，对涉案的个体、企业践行比例原则，引入企业合规行政不处罚、检察不起诉制度，避免个体、小企业因为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而遭受不相称的处罚。

　　总之，基层政权应当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发掘自身特色，在地方性立法、行政、司法等多个维度出台规范市场主体的制度，具体的笔者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进行详细的阐述。

　　法治政府本身的建设对于良好的电商营商环境的营造有着重要的地位。法治政府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工作全部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而法治最基本的价值就是公平与正义，政府作为公权力的拥有者，其在电商营商环境优化中有着巨大影响力，而公平与正义要求政府不能自主下场当运动员，用国家政权抢占乡村电商的市场，应向更为中立、公正的服务型政府角色转变。

　　服务型、阳光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出台及时公开自己的信息，简化自己办事流程的规章制度，以“敢作为、愿作为、主动作为”为指引，依法用权、规范用权、秉公用权，简政放权，整治老“三乱”（乱收费、乱罚款和乱摊派），规避新“三乱”（乱检查、乱评比和乱培训），杜绝权力寻租[]。敢于公开政府信息，要求政府在不偏离信息本意的基础之上，简化冗杂繁多的信息，让电商从业者能够看得懂，能依据政府的信息正确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

　　还要求政府能够建立健全自身的和外部的监督问责制度，将政府信用纳入政府考评工作的轨道上去，让政府始终在党、法律、人民的监督之下。本次调研的龙山县农车镇政府缺少信息公开，网络上难以查询到其网站以及公开文件，当然这与其网络发展程度有一定关系，但若想搭上电商这趟经济快车，必须通过信息公开以及诚信考评机制进行规制。

　　龙山县农车镇缺少电商发展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提高当地电子支付以及电子商务的覆盖率。调研发现虽然农车镇的电子支付覆盖律较高，镇中心的商户基本上都有二维码，但是仅仅只是挂了二维码牌子，一些商户没有智能手机或者不会看智能手机。政府可以委托当地的银行、信用社，帮助年龄较大的村民开设银行账户，提高全镇的电子支付使用率，而且不能仅仅是挂一块二维码牌子就万事大吉，需要深入发展，政府和银行在村民开设的账户后，可以集中开设智能手机的使用课程以及安全教育课堂，为在农村的居民铸造电商的基石。

　　其次是多方合作推广电子商务。随着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其实中西部的农村人民也可以享受到互联网经济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但是生活便利不等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就是存在信息不等式，即“会用手机≠会用手机进行电商交易”。所以正如前文的现状与问题分析所言，政府需要主动承担电商知识普及的重任。前文提到的，电商工作站“不能处于常年关闭的状态，要主动克服没有土壤就不去改变的消极态度，电子商务站在前期的培育阶段的任务更多应当注重土壤的培育，正如当地的电商工作站牌匾上提到的快递收发，作为政府的编码工程，该站点首先可以作为免费的收发点，则该站点处的人流量会增加，在人流量增加的过程中可以发放电商注册流程、电商便利政策的宣传广告。电商工作站还需要主动记录有电商潜力的村民，如经常对外邮寄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或者手工艺品盈利的村民，工作站可以申请专项资金帮助其减免快递费。除了政府和工作站自主担当，政府可以利用三下乡或者是其他专门的助农项目，主动邀请高校、湖南省电子直播联盟、湖南省电子商务联盟等组织进行调研考察，让专业组织面向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有意向的村民进行电商专项宣传，让村民心里有底。

　　在无序生产的环境下，政府必须主动树立典型。笔者在农车镇和其他乡镇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有不成体系的、零散的电商经济的萌芽。如某超市老板（女，35岁）自己摸索进行自制豆瓣酱、腐乳的情况，但是政府并没有主动了解，也未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所以必须要抓住在生产生活中的先进典范起到宣传号召的作用。在这个抓典型，扬先进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上文提到的的工作站收集的数据，精确查找潜在的典型生产者。从先进生产者入手，利用当地政府的自媒体或者是村一级的广播站寻找有兴趣的农户，集中进行培训。

　　在零散的小农经济的环境下，必须集合小生产者形成集聚效应，减少成本。政府可以利用典范将所有小生产者的产品以工作站为中心，以工作站或者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统一调配（平台的搭建与村民小组的效能发挥将在接下来的板块详细说明），大大减少前文所言的运费高、物流不变的问题。

　　龙山县位于湘西最北边陲，缺少电商发展的最大条件即便利的交通。农车镇本身的物流价格偏高，即电商发展成本过高。为了解决该问题，需从土地、降税以及交通运输设施完善角度出发。

　　首先政府需要推动土地政策倾斜。国家可以加速土地政策倾斜。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在2014年曾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支持设施农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该通知将规模化粮食生产所需配套设施用地，纳入设施农用地范围，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该场地专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规模化粮食生产所必需的配套设施用地，如:晾晒场、粮食烘干设施、粮食和农资临时存放场所、大型农机具临时存放场所等用地。保障物流用地。2021年湖南省《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方案》中对国家和省确定的国家物流枢纽、铁路专用线、冷链物流设施、示范物流园等重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在建设用地指标方面给予重点保障。因此乡镇政府可以当地土地在满足基本农业生产的需要后，允许村民以村民小组或者乡镇为单位，由乡镇政府牵头，联合物流企业，向县级人民政府申请用地建设专业自营物流仓库，县级人民政府对电商经营目的、实际用地需要进行实质审核后上报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局与自然资源局形式审核（如仓储用地期限是否超过承包总期限等），最后交由省人民政府、农业厅与自然资源厅批准并且备案。在审批通过后，村民小组、农户可以与主管部门签订仓储用地协议，签订协议后在县级人民政府官网以及乡镇政府官网、所在村广播站、村民服务中心进行15日公示。公示期后将用地协议交由县、市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门、农业部门备案。

　　其次政府需要做好物流企业降税退费工作。2020年度税收减免政策惠及企业，共有59.6%的企业享受或部分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政策，部分或全部享受各项政策的企业均超过30%。有38%的企业享受或部分享受增值税减免政策。但是该政策覆盖范围较窄，仅限于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和小规模纳税人[]。政府可以拓宽物流企业降税退费项目种类，加速贯彻落实如湖南省《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方案》中“认真落实国家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半征收等物流减税降费政策”，增设助农电商仓储用地建设税费减免以及助农收入税费减免的项目，让物流企业敢于建设、敢于助农。政府同时要注意交通基建的建设。龙山县下属乡镇距离县城较远，农车镇到县城有40分钟左右的车程，大大增加了农户和物流企业的负担，当地政府可以利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龙山县专门设立的基金，专门用于入县主干道、网络通讯设备的日常养护以及新路线建设，适配湘西州正大力实施的商贸物流业“171”工程，确保各个乡镇能湘西高新区、吉首高铁新城、乾州新区建好州府商业核心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龙山县农车镇政府可以在原先《关于进一步明确全省扶贫小额信贷贴息工作的通知》的基础上，对有意向进行电商生产销售的农户提供贷款贴息政策，给予创新创业小额信贷贴息支持。而对营业额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电商企业可以提供激励奖金等。如前文所言，当地政府与信用社、银行在前文的智能设备培训班的基础之上，可以建立政府电商金融工作站，提供提供小额信贷、支付结算、信用评级等基础金融服务。政府可以在前文提到的多方电商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电商专项培训班，普及电商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促进和扩大农村居民创业、就业和增收渠道，切实帮助农民解决农副产品销售难题，给予优秀学员优秀证书以及资金鼓励的激励政策，培育属于本地的电商营销人才。

　　在推进本乡镇农户发展电商产业的同时，可以加强优秀电商营销人才的引入，减少人才流失，缺少带头人的窘境。引入人才首先需要保证待遇问题，当地政府要做好店小二、大管家的人才服务机制，减少人才生活上的繁琐。同时提高人才的话语权，要让人才的专业才能能够在政府决策中充分发挥作用，能让电商人才有被重视的感觉，能让人才的才能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具有竞争性的考评机制，乡村振兴不能依靠归心似箭的人才，要让人才进行靠谱，让尽心尽力办事的人才有更多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奖励。

　　简化电商办事流程是“最多跑一次”的要求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阳光法治政府的要求。简化流程，首先依托乡镇政府网络系统，在审批环节创新审批监管新形态。要充分利用人手一台的智能机，推行“互联网+办事”，以可视化方式推出办事清单，简化办事流程[]。县级政府建立全县统一的电商事务平台，集中包含“土地、农业、电力、交通、邮政、食品质量安全、税务”等审核批准、法律咨询、营销问题交流等多个板块，增加全程网办项目的数量。同时，政府也可以依靠前文提到的电商培训班集中进行手机电商办事的培训。

　　为了避免现存互联网巨头在乡村地区形成垄断地位后滥用权利侵害农户与购买者的权益，政府有必要为农户牵头，选择有国家保证的交易平台。在湖南地区，最有保障的有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的支持下，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红网新媒体集团联合腾讯云、腾讯·大湘网共同设计开发，由红网新媒体集团负责建设运营的湖南农产品营销平台“湘农荟”。湘农荟的优势在于平台的非营利性与平台的权威性。政府首先要做好对成规模化的企业与湘农荟1.0的接入工作，邀请湘农荟工作人员进行软件培训；促进小规模或者个人生产者联合以合作社、小组进驻平台，以电商助农工作室为单位，由小组、合作社民主选择负责人与工作站对接，工作站负责物流等联系或者作为临时的发货点以当地组织公信力为代表牵头，统一包装，统一市场行为，统一规范运营。政府还需积极配合湘农荟2.0的建设为消费者开放服务端口，新增农户一键入驻、视频、直播、支付等功能，做到平台一键交易政府保障。

　　电商运营过程中，矛盾的产生具有必然性，此时便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解决问题。而我们面向的是龙山县农车镇，人数庞大、涉及地域范围广，矛盾的产生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加之根据我们团队的实际考察，龙山县农车镇经济水平较低，各村落经济水平参差，留乡的90%都是老年人和小孩，文化水平有限，矛盾纠纷自行有效合理解决的可能性低。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矛盾化解平台，收集分析类似矛盾，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就算当地不存在专门的平台，也可以在整个政府的层面形式类案调解平台，提高矛盾处理效率，推进电商运营进度。

　　不同于传统交易只存在买方和卖方两个主体，网络交易一般存在买卖方、交易平台、支付平台、物流主体等多个主体，在不同主体之间就形成了多层次的法律关系，所有的法律关系都具有虚拟性、广泛性、新颖性和变动性的性质。当交易过程中出现问题和矛盾时，难以确定侵权主体和承担责任的主体。为此，建立专门化矛盾调节平台，明晰电商运营中的各个主体，登记好各种信息，确保矛盾产生时得以有效准确且快速地解决，也可大大避免因矛盾纠纷而打磨村民电商经营热情的情况，有利于推动电商运营模式的稳定进行。

　　根据我们团队到当地司法所调研所得，当地调节机制以三三制调解为主。所谓的三三制，即为纠纷的解决采取“先到村里三次、镇里三次、再到县里信访”的模式。村里设人民调解委员会，多以村干部（成员）、书记担任调解员。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少且担任人员身份多重，专业性较弱。司法局可以制作公章、标牌、标识、调解员徽章，搭建矛盾纠纷的化解机构，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对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台账登记、月度报表的填报等业务进行专门指导，确保人民调解委会切实发挥好“调解和民”的作用。人民调解委员会可联合当地司法所、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法律顾问调解纠纷，发现矛盾纠纷时主动介入，一方面积极与当事双方联系了解详情，另一方面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从情理与法理两个方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法说理。人民调解委员会应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调解和民”行动，为辖区居民解决矛盾纠纷提供多元选择，有力促进辖区社会和谐稳定，建造良好的电商运营环境。

　　农村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存在大部分的小规模个体农户，这些农户经营的产品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种植的农产品。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当地一家超市店主自己摸索电商，并且与政府进行了联系但是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其主要经营模式是在抖音拍视频宣传，采取微信转账的交易方式，商品则是自己生产的酱料腐乳等，主要受众为湘西附带少量其他省份，总销售量较少，包装设计全部自主完成，缺少知识产权以及食品安全保证。由此也可见得，当地农户缺乏对自己经营的产品进行质量安全检测的意识和能力。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部分农村电商交易的农产品是“三无产品”，存在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其产品的检测和认证环节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政府提供技术援助和政策支持。为此政府应健全农产品检测和认证体系建设，对有兴趣做电商、已经在做电商的农户进行集中专门培训，严格审查各农户经营的产品质量，协助他们注册知识产权、办理相关业务。同时因为农村电子商务准入门槛低，为了避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对那些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不对交易产品和消费者负责，“以次充好”，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经营者进行严厉打击，以推进当地电商经营的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可以集中为农村合作社等生产单位提供农产品安全保险提供补贴、领导直播带货、政府公文背书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认可度。

　　当地在产品营销方面存在滞后性。先撇开电商经营，当地杂货店、超市等店铺的经营者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政府势必通过加强宣传，通过政府的官员进行直播带货，营造网红品牌或者廉价好货的标签。帮助农村电商经济进行品牌打造，提高农户的品牌意识，打造农村经营品牌，如当地的“蜜蜂诗人”、“纯手工红薯粉”等，都可以成为营销热点。农村品牌电商的打造不仅能促进农村电商经济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同时，由于经营主体地位的明确和对自身品牌地位的顾虑，也能够减少农村电商违法的行为，当出现纠纷矛盾时，也能较好的处理。

　　农民作为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是农村电商的直接参与者，农民能否深度参与农村电商中去，决定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前景。通过对农车镇的调研，我们发现当地绝大部分村民对电商并无了解，当地政府对农村电商发展也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使得推进电商扶贫十分困难，而要想走出这种困境，需要同时做到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抓住时代机遇。

　　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大部分是农民，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为基础，生产规模小且组织化程度偏低，很难有相对固定的渠道，同时也很难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分析和应用市场信息的能力更是不足。同时，对新事物的敏感度和接受能力较弱，对于电子商务更是存在着偏见，缺乏足够的认识，担心资金安全和产品质量，不敢尝试。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绝大部分村民在交易中仅用现金，他们对新兴的电子支付并不感冒。虽然镇中心的商户基本上都有二维码，但是也仅仅只是挂了二维码牌子，做最基本的收款工具使用。而想在这种情况下使当地电商大力发展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要想让当地电商健康、平稳的发展，必须完成村民角色的转变。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地其实有不少农村电商的影子，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其发展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现在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国务院扶贫办电商扶贫政策的推动下，农民得到培训、帮扶及平台对接的机会，逐渐认可农村电子商务，开始尝试上网购物和销售农产品，而从旁观者到参与者这一步的跨越，其实是绝大部分村民都可以做到的，据笔者了解，龙山县政府网站中就提供了很多为农民电商培训的平台。配合政府相关的补贴与人才优惠政策，村民可以主动参与培训，主动改变传统的销售方式。当然村民可以不直接投入大量时间，可以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同时兼顾电商生产。

　　传统农民中有基础、有意愿的少数“先进农民”，应积极关注本地政府对电商发展的工作动态，抓住政策福利以谋求自身发展。如参加县政府定期举办的电商培训班。我们在对农车镇的调研中，发现许多有不成体系的、零散的电商经济的萌芽，其已经符合成为“先进村民”的标准，但是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与政府联系过少，未能享受到政策优惠，也未接受到系统的培训，这导致其发展十分曲折，难以形成自己的体系。若他们发展能与政府政策成功“对接”，其不仅能做到迅速发展，更有望成为当地的农村电商能人和带头人。他们的示范作用也能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农村电商的行列，为当地电商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电子商务的经营是有门槛的，但是现代商业的发展也决定了不仅仅存在固有商这一单一的商。现代的商法理论认为共有四种类型的商，农村电商也不应该仅仅陷入只开网点，只做老板的道路。商法理论认为第一类是前上所述的买卖商，又称固有商，即以营利为目的，直接媒介财货交易的行为。第二类是“辅助商”，亦称“第二种商”，指间接以媒介货物交易为目的之营业活动，如货物运送、仓储保管、居间、代理、行纪等。第三类即为便利资金融通，或与上述两种商行为有密切关系的行为，如银行、交易所、信托、承揽运送、制造、加工、出版、印刷、摄影等，学者一般将其称之为“第三种商”。第四类是仅与辅助商或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旅馆营业、饭店酒楼、戏院舞厅、旅游服务、娱乐营业、信息咨询等，此种商事营业与固有商的联系已极为间接，学者多称之为“第四种商”。

　　村民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成为农村电商经济中重要的一环。如精通计算机或者本人位于城市地区或者某些企业的村民，可以利用其专业技术和信息优势，成立专门的网络服务公司或者信息咨询公司。家中有不愿出门的劳动力也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和物流企业进行合作成为运输环节的员工。有广告宣传才能的村民一方面可以成立专门的工作室，为众多的企业做好宣传工作。而某些村民也可以在电商集聚的地区开设有关的服务行业，如饭店、印刷店等。还有某些村民也可以成为当地电商仓库专门的安保人员等等。

　　不管是传统的固有商还是其他种类的商，电商经济是可以从村民角度入手，让村民成为整个开放环节中重要的因素，各尽其职，共创华章。

　　2018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7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第七条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享有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第十八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向公司等企业投资，切实解决实践中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向公司投资、从事农产品加工以及其产品进入超市销售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三章法人，第四节特别法人，第九十六条：“本节规定的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国家直接从法律层面肯定了专业合作社和村集体组织经济的法律地位。

　　正如前文所言，政府需要引导村民、村集体组织和以及成立的如养殖业、种植业等专业合作社作为基本单位，集合众人力量减少电商运营初期的人力不足、物流费用、仓储费用过高等众多问题。如在海南省东方市板桥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便组织了8人的专业合作社。电商平台根据发展需要，组织农户8人成立东方市众康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有4名贫困户，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加工，种植地瓜、水稻、瓜菜、小规模养猪等经营产品，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随着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若村民专业合作社依旧认为在电商发展过程中缺乏各种资源，三个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出资设立联合社以有效应对激烈市场竞争。此外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专业合作社提供了新的扶持政策结合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经营等新兴服务类型的发展态势，适应电商发展，第六十六条第三款鼓励农村保险、互助保险的发展，提高农民防范风险的能力。国家通过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开展互助保险，实现成员互助共济，缓解商业保险难的问题。第六十八条新增用电用地方面的扶持政策，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加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

　　同样的在海南省海口市，新坡镇电商服务中心大力促进村集体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和农民增收，建设了一批农业品牌、孵化了一批电商产业、培育了一批本土“蜂巢电商”，助力龙华区成立18家（新坡镇13家、龙泉镇5家）村集体公司全部正常运营，其中新坡镇率先在市实现村集体产业全覆盖。·

　　综合龙山县农车镇的实际情况和其他省份的经验也可以得出，合作的形式，无论是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可以取得法律给予的优惠政策，取得用地、用电方面的政策性优惠，也可以取得保险层面的鼓励与扶持，利用商业保险，让经营者敢于从业，让消费者也敢于购买。

　　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是实际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际经营者，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实际意义上拥有法律和村规民约规定的纠纷化解任务。

　　村民小组或村委会调解是网格化治理新要求也是村规民约的执行者。农村网格化治理与三三制调解要求每一个村民小组的小组长担任网格员，承担发现矛盾，上报矛盾、调解矛盾的一线任务，村民小组长是各种细小纠纷发生后的最初调解人，即起着“调解员”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村民小组长都能比较容易地把村民之间的纠纷在村民小组范围内化解掉，真正需要在村委、乡镇政府或司法机关解决的甚少。经过调研发现，通过这种调解方式的农车镇，真正进入镇一级的司法所调解的登记在案的纠纷数量也是在一年60件左右。同时，笔者翻阅当地的村规民约，如新寨村村民会议通过的村规民约第七条第三款、天桥村第二十六条等都规定要依靠组织解决，不能私力救济或者其他聚众的方式非法解决纠纷。这种经由村民小组长把纠纷和矛盾化解在最基层的做法，不仅节约了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成本，最主要的是这种做法跟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无讼”思维和习惯是相互契合的，从而能更好和长久地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

　　因此，村民小组的组织应当在电商纠纷中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比如召开小组会议或者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及时发现电商经营的如质量不合格或者债权债务纠纷，如果是在当地人之间发生，就地化解或者依靠组织力量解决。如果发生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需要及时与当地司法所或者专业组织寻求帮助。学习专业组织的解决方式，形成小组的手册，减少纠纷发生频率，促进电商发展。

　　受团队成员们学识与调研时间、范围等时所限，本次实践调查主要是基于龙山县龙车镇的电商经济以及环境现状，比较分析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能对当地各方面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希望本次调研报告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产生较好的影响。